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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精选

形势政策心得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策执行;“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77(2006)02-0179-02

按照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理论,人们习惯将政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政策形成与设计、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虽然政策执行作为政策过程的中间环节,是将政策理想或目标转化为政策现实的唯一途径,但由于人们一直认为政策执行处于“黑箱”状态,政策能够通过执行系统不折不扣地完成。因此,公共政策研究一直致力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供分析决策的模型,对于制定出来的政策怎样执行,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直至Pressman和Wildavsky于1973年的著作《执行》一书中阐述政策执行对于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性后,学界才真正对于此领域有较多的论述与研究,并由此出现了一场研究政策执行的热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执行运动”。研究人员写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各种关于执行研究的理论和模式。本文正是在介绍前两代政策执行模式的基础上,重点探析了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并由此引发对我国现有政策执行状况的思考。在此,我们似乎应该明确第三代执行途径由何而来?什么是第三代执行途径?它与前两代执行途径相比有何特点?加深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的溯源

在政策执行研究的初始阶段,许多学者包括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在内,主要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来研究执行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代执行途径。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强调政策制定者的优越地位,政策执行者总是严格遵守上级旨意,忠诚实现上级意图。在这种模式下,一方面强调严密的命令和上级的控制指挥能力,另一方面主张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执行规范的理性设计。从整体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模式应用相当广泛,是影响力相当普遍的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非常强调政策执行的法令规章,反映了公共政策的基本内涵。然而,这一模式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其把执行看成是没有反抗意志的人,实际上,执行过程是一个参与者众多、实现利益多元化的复杂过程,上层政策制定者很难达到对政策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控制。具体而言,“自上而下”模式的缺点体现在:(1)强调中央的政策决定,过度重视高级官员设定目标和设定方案的能力,忽视了来自于私人部门、基层官员、地方执行机构的影响;(2)当某些公共政策没有适用的法律规章,而由多元的政府机关和法令规章共同执行时,就难以适用;(3)将执行的组织结构简单地看作为静止不变的科层制,没有认识到动态变化的存在;(4)彻底质疑了独立政策执行阶段的存在。

正是基于对“自上而下”模式的种种质疑,一部分学者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自下而上”模式,其中又以Weatherley和Lipsky的《街道层次的官僚与制度创新》一文为代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代执行途径。这种模式以组织中的个人(即参与政策过程的所有行动者)作为出发点,政策链条中的较低及最低层次被当作政策执行的基础,它强调给予基层官员和地方执行机关自主裁量权,中央的政策制定者的核心任务并不是设定政策执行的架构,而是提供一个充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官员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它还强调政策或项目的成功与否依赖于参与执行项目行动者的承诺与技巧。可以看出,“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相当创新,不仅在方法论方面相当新颖,而且在概念上也有所突破。这种模式以多元行动者所认知的问题、策略与目标为基础,而不仅仅着眼于政府计划,如此可以摆脱“自上而下”模式过分重视政府机关角色的缺点。但是,其自身也有许多缺陷,表现在:(1)这一模式固然肯定基层官员的角色,但基层官员的行为对于政策目标的贡献未必是“正面的”。因此,如何改善基层官员的行为是相当重要的问题。(2)该模式侧重于对基层官员“事实”的分析,而对“价值”的伦理分析则相当欠缺。事实上,如何培养正确的服务观念和组织文化是当前社会的主要课题。(3)这一模式的分析缺乏一个明确的理论。网络技术不仅是认定相关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它还需要一个明确的理论,将这种网络关系放在行动者认知、资源和参与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因素上。

二、什么是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

第一代美国政策科学研究者对执行问题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联邦政府这一层次上,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上而下”模式以及控制能力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途径;第二代研究者则将注意力转向了州政府这一层次,强调下层行动者对于政策的影响能力和由此而呈现出的“自下而上”模式。但总的来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是一种纵向的研究途径。Emore认为,成功的政策执行一方面应该运用“向前推进策略”,由政策制定者缜密地规划政策工具和妥善运用其他政策资源;另一方面则必须采用“向后推进策略”,广泛掌握政策对象的诱因结构。在此基础上,第三代研究者将关注对象扩展到了州际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上来,由此提出第三代执行途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第三代政策执行途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的产生主要是针对第一代与第二代政策执行途径的优、缺点加以整合改进,期望能建构出更有解释力的政策执行模式,它是由Goggin等人于1990年的著作《政策执行理论与实务︰迈向第三代政策执行模型》中首先提出的(下图)。其认为第一代政策执行呈现出演绎的途径,而第二代政策执行呈现出一种分析性的归纳途经,但政策执行是一种极为繁复的过程,是一系列发生于不同时间与空间的行政与政治决策和行动的过程而不只是单独采用演绎或归纳的途经就可解释。因此,他们主张政策执行研究不应忽视各种层次中执行动态面的探讨,而其所提出的“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即着重在于探讨政策执行的动态面向。

Goggin等人认为,必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有关政策执行个案的研究,这种研究应该采取比较性的、历史的、量化的分析方法,运用多元的资料收集技术,目的在于构建一套足以诠释执行动态面的理论体系:(1)在比较和历史分析方面,执行研究者必须着重于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层次;(2)在量化方法方面,他们指出下列分析方法值得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动态模拟、网络分析、内容分析、社会实验和回归技术等;(3)在资料收集技术方面,包括深度采访、邮寄问卷以及分析等多元方法的运用。

“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建立在三点假定之上:第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冲突与合作关系;第二,州政府具有裁量权,可以解释联邦计划的命令内容或指明地方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三,不同时间和不同管辖权下具有不同的执行形态变项。而其讨论的变项包括:(1)因变项:州政府的政策执行;(2)自变项:a.联邦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b.州与地方政府层次的诱因与限制。两者形成交互依赖的关系;(3)中介变项:包括州政府本身的决策后果与州政府本身的能力。如图示:

府际间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资料来源︰Gogginetal,1990,p32.

在变项的内涵方面则分述如下:

(一)联邦层级的诱因与限制

国家政府决策的内容与形式都会影响政府层级执行者的选择与行为,而联邦政府层级即是通过法规与权威来影响执行,其中“决策内容”变量包括政策类型、问题解决的急迫性、结果明确性的程度、法规的强制性、财力的配置等。而“决策形式”则可能会影响到决策信息的接收方式。

(二)州与地方政府的限制与诱因

此变项的内涵主要是三组制度的互动,利益团体、州政府、地方上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以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执行机关。在这个层级上所作的执行决定与行动,都可能因管理者在方案运作所需的资源、州政府民选官员的偏好等方面,加入个人判断而发生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间讨价还价的情况。

(三)州政府决策结果与州的能力

Goggin等人认为执行的产生必须存在两个条件,做出执行的决定、采取行动的州的能力,此外要考虑到州的组织与生态能力。组织能力是指采取行动的制度能力,生态能力是指州政府运作的相关环境条件,如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等。

(四)州的执行

州的执行必须由两方面来定义,产出与结果。产出指的是计划目标被满足的程度如何;结果是指在广泛的社会问题中,方案修正的变化如何。因此,州的执行应包括执行过程、执行方案的产出与最后产生的结果三项,也即为州政府能否顺从联邦政府的指令推动政策、能否具体地达成既定目标、能否解决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五)回馈与政策再设计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2篇

一、化压力为动力,危境中寻机遇

“*很小,*又很大”,这是对*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形势的精准描述,也是*区情的真实写照。对*当前的“危”,大家都认识得很透彻,但对于“危”中蕴藏的“机”,部分人士还认识不足。其实,危中有机,危中寻机,不仅体现着古人富含哲理的危机意识,也正是*多年持续发展的动力。*的今天就是深圳的明天,在全市步入“新特区”发展的新时期,*首当其冲,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恰恰也是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就需要*以更加积极进取的创新意识,引领全市发展,变零和为多赢。

谈*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能离开全市的大局。先谈谈经济发展方面,核心是产业发展问题,现在比较模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士认为,市里搞“产业第一”、“适度重型化”,*无地可搞;二是*若大力发展服务业,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其实,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试想一下,全球各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都搞了些什么产业,是汽车、钢铁,还是造船、石化?再想一下,*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是不是生产性服务和消费型服务各有千秋,*的服务业发展离不离得开全市乃至区域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不是就代表着产业空心化程度的高低?*和兄弟区有没有错位发展的空间,能不能变零和竞争为多赢竞合?进而再设想一下,从全市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角度来看,需不需要现代服务业相对密集的区域?应该看到,在深圳由产业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延伸、由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只要找准位置,就能化压力为动力,继续引领全市发展。

再说说社会发展方面。作为全市最早的建成区,*面临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的压力之大勿需赘言。但更深层次地想一想,社会发展绝不是孤立的,一个高效合理的社会管理服务模式不仅能节省社会成本,提高经济社会活动效率,而且能载之以各种经济组织活动对外输出管理和服务,产生巨大而直接的经济社会效益。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方方面面说得都很多,个人认为未来几年*摆在议事日程前端的可能应是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把社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二是如何改善公共服务。这两大问题既是社会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事关经济发展。

社会活动主体的有效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当前我国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政府这一组织挤占了其它社会活动主体的空间。*在这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探索,也完全有能力继续闯出一条适合国情、市情、区情的新路子。大的原则不展开讲,概括起来无非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个人认为,在有效组织社会主体方面,未来几年*大体有以下几方面需予高度关注:其一,继续抓好社区管理服务体制改革,更有效合理地把分散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物业管理覆盖全区”就是一条很好的路子,从更广的视角来看,*的物业管理不仅能覆盖全市,而且有条件、有能力服务全市、服务区域、服务全国。这是*已占先机的潜在经济增长点,希望区里予以重视加以推动。其二,尽快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体系,弥补政府与企业主体之间的“传导缺位”。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是市场化、民间化的组织,没有什么区级、市级等等之分,有了行业则信力就有其存在的空间,发达国家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就是行业自律、服务企业,还有重要的一条是参与甚至主导经济政策制定。试想一下,在贸易磨擦日益加剧的今天,若落户于*的行业协会对外主持谈判,直接经济效益姑且不论,对*整体形象的塑造提升就难以估量。建议投入必要资源,“四两拨千斤”,吸引和推动各类行业协会来*发展。其三,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这个问题大家都说得很多,不展开说,关键在于需要清醒认识到政府是特殊的社会活动主体,但毕竟也只是众多社会活动主体之一。

改善公共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需予突破的关键环节。*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很高的,在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方面也作出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个人认为,未来几年可考虑在以下方面重点加以推进:一是基本公共服务继续突出公平的政策导向。二次分配就是要对一次分配进行必要调节,就是要对广大群众倾斜。教育、医疗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予以保障,该投入的一分钱也不少,要保持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规模增长。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构要加以优化,公立学校、医院从本质上讲须引导其均质化发展,比如各公立学校的校长、师资应予统筹调配,要逐步向同为市民即能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迈进。二是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该放得放,有序推进其产业化发展。政府制定明确公开的准入标准、技术标准、政策标准、监管标准,瞄准全市乃至全国对教育、卫生等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中高端需求,发挥现有优势,引进整合要素资源,打造教育医疗高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政策导向的调整,逐步改变目前公立机构满足中高端需求、民间机构满足低端需求的不合理格局。

二、强化流量经济意识,提升综合服务功能

深圳发展进入新阶段,*自然要结合区情寻求新发展,这就回答了*为什么要转型的问题;全市提出奋斗新目标,*提出新定位,经济方面概括来说是建成具有品牌效应的高级商务活动区,这就回答了*向什么目标转型的问题;至于现阶段*怎么转型的问题,各方人士都在认真思考探索,个人认为*怎么转型还必须结合全市情况来通盘考虑。纵观深圳的发展,从出口加工区到多功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城市的定位演化,也反映出深圳已步入了需要自身发展与对外服务并重的阶段,可以说,服务与发展是深圳“十一五”的两大主题。拿来举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前些年深圳好比是自己“上台子”拼搏,现阶段既要“上台子”更多地是要考虑如何“摆场子”。全市的这个“场子”摆在哪?*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因此,*现阶段如何转型的答案一目了然,那就是要全力完善服务平台,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要发展,而是要在突出服务中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发展。

完善服务平台,就必须强化流量经济意识,拓展发展腹地。要进一步健全基础设施平台,完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等操作平台,培育发展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平台,以此为依托吸引资金流、人流、物流、技术流、信息流向*集聚,通过资源要素充分整合和良性配置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放大效应,由对内对外两个扇面向境内外辐射。

完善服务平台,就必须加快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可以说,现阶段,*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综合服务功能。这种综合服务功能,概括而言,就是*凭其物质、文化、智力资源,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统筹考虑城区发展与全市、区域乃至全国社会生产、生活和科学文化发展需要的相互关系,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拓宽服务广度、加强服务深度、提高服务水平,在突出服务中体现其地位、作用、能力和效应。这种综合服务功能,体现在服务的综合性、功能性、广域性、市场化诸方面,不同于一般化的城区功能,而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就是要健全体系、提升能级,更大程度地完善和增强城区各项系统,发挥中心城市中心城区的特有功能,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市场服务方面,从以有形服务为主转向更加注重无形服务,即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产权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功能,使市场功能成为对外服务的纽带。在制造业服务方面,从以简单的产品服务为主转向更加注重产业的关联式服务,即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着力于增强深圳的国际品牌优势,通过合理的产业组织,形成以产业链为结点的高端制造业服务。在现代服务业方面,从以生活性服务为主转向更加注重生产性服务,即要充分发挥信息平台、物流平台、贸易平台、融资平台和中介组织等功能性载体的作用,为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有其丰富的内涵。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一五”期间*可重点考虑以下四大功能建设。

——集聚功能方面。第一,继续加强一般的常规内容集聚,如资本要素、物质资源、人才要素、技术要素和信息要素等。第二,探索集聚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新路子,即超越传统的单纯要素集聚的模式,进行集约化、模块化的功能性集聚模式,对*综合服务功能进行快速镶嵌,如大规模引入物流服务模块、生产者服务模块、文化产业模块、科技研发模块等。第三,加大城市改造力度,大幅提升城市的人性化、生态化、国际化程度,增强城区魅力,进一步加强吸引力,放大集聚能力。

——创新功能方面。第一,加强发展理念和文化的创新。第二,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制度机制的变革,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变,创新发展路径,提供战略性指导和相关政策,为城区发展创造新的空间和通道。第三,强化管理体系创新,这是城区转型的基础和动力,也是建设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各种创新努力应聚焦于自立创新上,为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内在动力。

——辐射功能方面。第一,辐射的涵义在于城市功能和影响力的延伸。对*来说,辐射的核心在于服务的延伸。因此,*的对外辐射除了常规的辐射内容外,如技术辐射、产品辐射、品牌辐射、设施辐射等,还要增强通过产业互动、产业服务所产生的辐射带动效应。第二,增强通过市场拓展、市场联接所产生的辐射影响效应。第三,重视通过无形辐射来增强服务带动作用,这主要是指通过自身的创新发展在制度机制、文化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方面所产生的强大示范辐射效应。

——发展引领方面。第一,产业结构引领。要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先导,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分工化为原则,有退有进,明确城市未来发展定位和发展方面,集中和加快发展在区域领先的先导产业,促进深圳确立在珠三角及在全国产业结构和布局中的高端地位。第二,市场机制引领。关键是对外拓展的市场其机制的公正性保证、利益的融合性运作、设施的统一性标准、扩张的服务性体现等。第三,企业组织引领。通过双向的收购兼并、参股联盟、集群化和集团化等方式,形成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背景的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第四,科技研发引领。努力发挥*在全市创建自主创新型城市进程中的组织引领的组织作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领域在于:对研发方向的确定;对研发力量的集聚和组织;对研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对研发能力的制度性激励;培育和增强研发基础;力求掌握核心技术,以此组织衍生的继续研究。第五,社会文化引领。*在这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延伸服务的领域非常宽广,如文教卫体的服务延伸和引领;文化时尚的渗透、服务和引领;社会中介性组织的服务延伸和引领基础设施的服务延伸和引领;商贸网络的服务延伸和引领;社会公共服务的延伸和引领等。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3篇

一、当前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存在问题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不断涌现,面对社会意识领域多样化的复杂形势,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还是在价值追求、价值取向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但是,部分单位忽视时代特征,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方法落后了,思想政治工作仍停留在念文件、读报纸和开会提要求上;有的用绝对化的思想观念看问题、做工作,片面地以提高生活福利代替思想政治工作,或者片面的以考核扣分、扣发奖金代替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都不能适应新时期税收工作的要求,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发挥。

其次,当前税务干部的视野不断扩大,思想观念空前活跃,精神需求趋向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但是,有的单位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意识弱化导致责任弱化。一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片面认识,没有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认为抓收入是硬指标,抓思想工作是软指标,只要收入任务完成了,抓不抓思想政治工作无所谓。二是政工人员对干部队伍追求更高目标缺乏必要的引导,政治思想工作处在一种被动局面。一些专兼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在思想上产生了倦怠心理,对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不深,重点环节抓得不准。三是对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协同意识不强,单靠领导或政工部门来做,还远远不够。

第三,近几年来,税务机关肩负的任务日趋繁重,依法组织收入的压力持续增加,特别是管户多、工作量大与人员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随着税收管理越来越严格规范,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干部的素质、能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挑战,思想压力不断增大。少数干部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精神有所淡化,“爱”岗不精业,安心不用心,不比工作比待遇,不比奉献比享乐,不比业绩比升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苗头时有出现。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切实有效的办法措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来不断开创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二、新形势下加强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做好新形势下税务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把握以下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揽,以加快经济发展、服务社会进步、促进小康建设为目标,推进“12345”思想政治工作战略,不断增强执法为民、聚财为国意识,为税务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

(一)把握一个根本,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定位。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贴近税收实际、贴近干部思想、贴近工作生活,准确掌握广大税务干部职工的工作情况和思想脉搏,把握干部的所思、所想、所愿,进而有的放矢地在办实事中贯穿思想教育,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题,真正尊重人,真情理解人,真诚关心人,才能使干部职工在地税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得到充分表达,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投身于税收事业,为推进和服务“两个率先”贡献力量。

(二)坚持两个结合,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

坚持思想教育与加强管理相结合。思想教育与管理监督互为联系、相互促进。思想通,一通百通。只有坚持教育在先,教育为主,有的放矢,因势利导,才能真正解决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管理制度,并切实加强监督、约束,使思想教育与管理监督相得益彰,互促互进,确保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

坚持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要深化对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的认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逐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由经验型向科学型的转变,使思想政治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充分运用税收行为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资源,努力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创新体系。

(三)推进“三型税务”,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

“三型税务”即要创建学习型税务,优化人文环境,体现治税与治队同步推进;要创建服务型税务,优化纳税环境,体现执法与服务的有机融合;要创建法治型税务,优化治税环境,体现税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学习型、法治型、服务型”税务,理应成为税务机关与时俱进,寻求新思路、新发展、新突破而确立的组织发展定位。要使“三型税务”成为广大地税干部共同认知和遵守的行为规范、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道德操守。制定有针对性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从群众最关心、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入手,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增强建设“三型税务”的信心。把推进“三型税务”的目标要求作为全系统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核心内容,不断丰富“三型税务”的载体,提高建设“三型税务”的整体水平。

(四)健全四项体系,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机制。

健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要完善政治学习制度,做到学习有计划、有内容、有检查,确保取得实效。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定期分析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分析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研究工作对策等。建立信息沟通制度,利用领导接待日、处理群众来信来访、深入基层调研、设置领导干部电子信箱等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坚持五必谈、六必访制度,把谈心作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加深了解、增进团结的重要手段坚持下去。落实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经常深入联系点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具体指导,帮助联系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

健全人事管理体系。按照干部任用条例和中央“5+l”文件精神,结合《公务员法》的施行和税务系统干部队伍的特点和现状,努力推进人事制度创新和整合,营造人事人才工作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以干部能力建设为重点,通过干部的教育培训、交流轮岗和监督管理,促进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干部考核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为重要手段,认真探索以能力和业绩为主导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逐步建立符合地税干部特点的现代绩效管理制度。

健全岗位责任体系。加强工作考核,进一步明确岗位职责,优化工作流程,规范工作标准,量化工作要求,严格奖惩兑现,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个单位、每一位干部的工作实绩。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使不劳者不得食、少劳者少报酬,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要深入做好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监控考核软件工作,规范税收执法,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健全服务保障体系。依据国家政策,在政策许可范围内,认真做好干部住房、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服务工作,为干部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按照基层建设规划的要求,进一步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完善管理制度、提高干部素质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力度,保证经费向基层一线倾斜,保障征管第一线的基本支出及正常运转。

(五)加强五项建设,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环节。

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领导。领导班子不仅要提高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进一步提高学习质量,做勤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模范;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加强团结的模范;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做勤政廉政的模范;大力推行行政事务公开,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模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做求真务实的模范。总之,以领导干部率先的行动引领人,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一流的业绩鼓舞人,共同推进各项工作。

加强税务文化建设。从实现税收事业新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税务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集中更多的精力抓好税务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把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作为税务文化建设的核心,进一步树立“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税务形象。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办好阅览室、文化活动室,用好地税网站,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坚持不懈,潜移默化,真正起到陶冶情操、提高素质、凝聚力量、规范行为、推动工作的作用。

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用“三个代表”这一锐利思想武器,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目标,重新审视现有的各项制度和规定,坚决克服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坚持以改革创新破难题、谋发展。大力加强窗口单位建设,切实改进窗口服务,想纳税人所想,急纳税人所急,解纳税人所难,不断拓展服务空间、改进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方式,实现税收服务的规范化长效化。要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简化办事程序,切实解决多头审批和程序复杂的问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4篇

凯恩斯革命之后,各经济学流派从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Miron等,1994)。综合起来,一般认为,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汇率渠道和信贷渠道等。Krugman(1979)在提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时便指出了银行信贷对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研究开始逐渐重视起来,相关理论研究也非常丰富(StiglitzJ.E和WeissA,1981;BernankeB.S和BlinderA.S,1988;Morris、Gordon等,1995)。Stiglit(z1989)在研究信贷、货币和商业周期时提供了一个货币理论的执行标准用以评判货币效果。他认为,信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效果要明显优于利率变动的作用。就信贷的政策效果而言,OlinerS.D和RudebuschG.D(1996)以扩张和紧缩时期作对比实证研究了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研究表明信用途径能放大紧缩性或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但是在货币政策转换过程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国内对货币政策的信贷效应研究也非常丰富,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李斌(2001)运用时间序列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信贷效应非常明显,而王雪标和王志强(2001)则研究认为货币政策的信贷作用存在但并非十分突出。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利用1993-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信贷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指出虽然说货币政策信用渠道最为重要,但是信贷传导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至于信贷的传导机制的差异,有从货币政策的区域角度研究,也有从行业和微观企业角度加以分析。Scot(t1955)研究了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他发现就信贷渠道而言,在货币从纽约向其他地方传导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而正式开启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先河。Carlino和DeFin(a1998)也认为一个国家则是由不同的区域所构成,因此货币政策可能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政策影响。Bebchuk和Stole(1993)从信号甄别角度认为企业的管理者有加大投资增加企业规模的动机。他们认为只有加大企业投资规模这才能够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以表明本企业拥有比较多的投资机会和较强的获利能力。这样,银行就可能会认为债务风险比较低,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

卓凯(2005)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角度研究认为,中国的信贷效率存在结构差异,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于国有性质的企业,最有活力的民营私营企业则很难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这点也得到伍中信和李芳(2010)的研究认同。他们结合企业性质和投资效率,以2001–2008年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指出,虽然信贷对国民经济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我国信贷配置的效率不高,这主要表现在投资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因此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于国有控股企业。张敏等人(2010)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研究了中国信贷效率的有效性。他们认为,我国的信贷效率是低下的,信贷资金主要是流向于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而那些需要投资的企业则得不到信贷支持。从行业角度来看,杨栋和郭玉清(2007)研究了农业信贷效率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他们认为虽然银行信贷与农业缺乏互动,但是长期来看,对农业信贷的支持能够带动农业的增长。张兵和左平桂(2009)利用1990–2006的数据对江苏省农村贷款效率作了实证分析后认为,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贷款是低效的并且不能促进江苏的农业发展。因此他们提出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信贷有效配置。然而,我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指标选择和研究方法都值得商榷。米运生和谭莹(2007)从区域角度分析了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他们研究结论认为中国整体宏观经济依赖于银行信贷,但是在区域层面的信贷效率差异显著,甚至于各区域内的省市也存在较大差异。张晓艳和戚悦(2011)发现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投资相比,更主要在于效率的低配置,难以发挥资金投入效用。刘洪生等人(2009)在研究中国信贷效率的影响因素后从银行竞争角度分析了提高信贷效率的途径。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市场效率与金融效率的关系十分密切,忽视市场效率而单纯研究信贷政策可能引起政策的偏差。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还表现于各个区域市场经济程度的不一致。本文将以市场效率与信贷关系为切入点,研究不同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下中国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为区域信贷与市场效率关系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以中国区域数据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最后则是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对李敬(2008)的模型扩展至两个市场,以便用于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假设全社会只有两种类型的产品:消费品和投资品。这里的消费品既可以使用劳动投入单独生产,也可以使用劳动和投资品共同生产(亦即劳动力和投资品两者可以相互转换)。从每一位社会个体来看,都是期望获得消费品以获得个人效用。这里假设行为人所获得的消费品一部分来自自身资源所能提供的产品,这里以Xn表示,还有一部分消费品需求则来自于其他资源(外部资源)所能获得的产品,以Xdw来表示。这里k1为市场交易效率,反应了市场经济程度,其中0<k1<1。K1越大,则市场交易成本越低。消费者所获得的消费品主要通过货币的购买力,因此本文假设消费者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情形下,行为人主要是通过金融系统的金融贷款从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商品。为便于统一,我们不妨假定将行为人的内部资源也表现为货币形式。

假设一国只有两个地区,且两个地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每个地区都有一个独立的金融系统(银行)且每个地区都可以从不同的银行获得资金(贷款)。但是由于该国的发展是不平衡,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两个区域内的金融系统效率存在差异。为便于下面的分析,我们首先假定每个地区都生产消费品和投资品,并相互交换,但任何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金融交易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设从一个地区(假设为A地区)金融系统所得的贷款资金份额为ω,从另外一个地区(假设为B地区)金融系统所得的贷款资金份额为1-ω。其中,k2为A地区银行信贷效率,反映了A地区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而k3为B地区银行金融系统的信贷效率,反应了B地区银行贷款的交易成本,0<k2<1,0<k3<1。两个地区的交易成本越高,则k2和k3越低。不妨假定该经济系统的决策是在一个两期框架内,此时行为人的总效用为:U为消费者的总效用。r是消费者主观贴现率,而u1和u2则是消费者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效用。从生产者(供给)角度来看,生产消费品时投资品和劳动可以相互替换,但替换时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若生产者在生产消费品时的固定成本为A,在生产投资品时,要么选择劳动进行生产,要么不生产(投资品同质)。其中,xsw为消费品的供给,y为投资品(yn为生产者自由自愿所能提供的投资品,而ysw为生产者利用外部资源所能提供的投资品)。a∈(0,1),A∈(0,l);b<1,B=l。a表示投资品对消费品的产出弹性。Lit为到t期的累积劳动量,ξ反映了劳动者在生产产品时不同工作中的劳动转换(如果不转换工作,ξ=0,转换工作则ξ=1)。因此(4)和(5)式即为生产者的生产函数。若与上面分析一样,生产者也是通过自由资源yn和外部资源yw生产投资品,且外部资源一部分来自于本区域,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区域。其中,l为生产者在每期提供的总的劳动量(这里不妨假设生产者每期所提供的劳动量均相等),而lit为在每个时期t生产者对i种产品(这里即为消费品和投资品)所提供的劳动量,显然lit∈[0,l]。Lit为生产者至t期投入的累积劳动量。如果用劳动时间来反应劳动量,那么(6)式和(7)式共同构成一种时间约束。首先对第一种情况进行分析,假设地区完全分割,不存在任何商品贸易。地区内部为自给自足的市场,金融系统不发挥任何作用。再做第二种情况的分析,即两个地区存在市场交易。为便于分析,这里假设该国的两个地区分别只从事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即各地区按照比较优势从事生产),A地区专门生产消费品,B地区专门生产投资品。具有分工的市场结构内,两个地区市场上存在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交易。由于生产投资品的人需要经过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两期模型内,在第一期B地区投资品的生产产量为零,也就意味着B地区投资品生产者在第一期内没有货币收入。而A地区消费品的生产除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还要卖给B地区投资品的生产者,从而获得货币资金。这说明,B地区的投资品生产者在第一期内需要从银行系统内借款购买A地区的消费品进行消费。需要说明的是,B地区的借款选择是两个地区的银行系统。至第二期,B地区的投资品生产者开始生产投资品,卖给消费品生产者获得货币收入,这部分收入一部分偿还第一期的债务,另一部分则购买本期的消费品。

根据分析可知,在第一期内,B地区的投资品的自给量、供给量和需求量y1n、ys1w、yd1w都为零,消费品的自给量和供应量x1n和xs1w也都为零。第二期,B地区投资品的自给量、需求量y2n、yd2w以及消费品的自给量、供给儿x2n和xs2w都为零。另外,两期里对消费品的投入时间lx1和lx2也都为零。此时可以发现,(12)的左边之所以大于右式,主要在于左式的市场交易效率k1和区域金融系统效率k2和k3共同作用。也就是说,区域市场效率、区域金融系统的信贷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也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个人效用的差异,从而引起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可以得到下面结论:结论1:市场经济程度和银行金融信贷共同作用推进经济发展了,也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市场经济效率和银行信贷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下面的结论:结论2:当市场经济程度较低时,信贷促进经济发展效果很弱。信贷政策是以市场经济程度为前提,只有在市场交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银行金融信贷才能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对结论2的证明如下。

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区域经济的证据

本文对区域市场效率、金融信贷以及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前提条件。下面将对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背后实质。

(一)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根据本文模型的分析思路,我们将首先选择反应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市场交易效率和区域金融信贷的指标。Yang(1991)以交通条件来反映市场交易效率。李敬(2008)在Yang的分析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公路密集度和铁路密集度合并成交通条件指数用以表示市场交易效率。赵红军等(2006)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银行的竞争性、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交通状况和教育现状等指标运用因素分析方法以提取市场商品交易效率的指标。本文认为用交通条件指标是一种间接反应市场效率的方法,在反映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时有很强的合理性。但是在比较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市场交易效率时,这个指标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交通条件在反映市场效率时问题更加突出)。而综合其他相关指标处理起来则较为复杂。一般而言,市场效率条件越高,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将越高。不少研究用批发和零售业人均产值作为分工程度指标,借鉴这个方法,用各地区的批发和零售业实际生产总值与地区实际生产总值占比来表示市场经济交易程度的交易效率,我们用k来表示。

货币政策的信贷指标我们用金融信贷效率来衡量。对金融信贷效率指标的选择,本文与一般的研究也有较大差异。一般认为,银行的存贷之差即可反映银行的贷款效率,但是我们认为存贷差仅为信贷金融效率的一个方面,简单的存贷之差并不能准确反映各地区实际金融信贷效率。卢盛荣(2008)在由于没有各地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据时,用每个区域的各年度现金投放量或回笼数加上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构筑了各个区域的广义货币供给量。在这个思路下,本文将采用各区域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实际贷款额占比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实际贷款总额来表示金融信贷效率,这里用rxd来表示。本文不直接采用各个区域金融信贷指标,这主要是因为区域信贷效率相对值总和接近1,可以比较各个区域在利用国家信贷资源下的不同效果①。与其他研究一致,我们用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另外,我们选取各个省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劳动投入数量作为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分别记作FK和L。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各区域GDP平减指数和CPI作为价格指标,将各个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重庆1997年后成为直辖市,故我们将1997年后重庆和四川的数据合并。除山东省的批发和零售业生产总值指标之外,本文的所有数据时间跨度都为1978—2008②。文中涉及的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部分省市的统计年鉴。实证方程(14)中各变量下标i表示每一个区域,t则表示时间,cit为常数项,uit为随机误差。lnFK、lnL为实证模型的控制变量。另外,对模型中的变量国内产出总值GDP和控制变量FK、L取对数形式。根据截距项c和各变量的系数的不同,又可以将模型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和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

(二)变量的描述统计和模型协整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变量中lnGDP、lnL和lnFK,东部地区的变动低于西部地区,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的变动最小。rxd和k的两个变量西部地区的变动却低于东部地区。从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lnGDP、lnFK、rxd和k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对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时,为避免伪回归的可能性,我们也需要对各个变量作平稳性检验。对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方法不同于单独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本文对各个变量的原始数据以及滞后一阶数据用五种方法做单位根检验(LLC、Breitung、IPS、ADF-Fisher和PP-Fisher等五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原始数据五种检验方法都基本显示为非平稳数据,但是其滞后一阶的数据则都是平稳性数据,这样初步保证了下面所作实证的合理性。采用KAO残差协整检验方法对lnGDP、lnL、lnFK、rxd和k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实证模型在全样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拒绝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假定。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对全样本数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按照实证方程的设定,在控制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全国而言,信贷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概约为1.63%,而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促进影响大约为5.11%。就东部地区,信贷效率的促进作用为1.37%,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促进作用约为3.42%。在中部地区,信贷效率对经济弹性约为0.88%,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为9.76%。西部地区信贷效率的作用为2.41%,市场经济效率作用则为10.99%。模型估计的各个系数均显著。很显然,就信贷的作用而言,西部地区最为明显,而中部地区最低,东部居中。市场交易效率的经济影响作用则自东向西依次提高。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东中西的信贷效率和市场经济效率共同促进了经济发展,也验证了模型结论(1),信贷与市场化所导致的区域差异也很明显。但是对于中国区域发展而言,市场化程度的深入对经济发展作用意义更为重要。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效率的提高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而东部影响则最小。这恰好说明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市场化差异因素。从数据来看,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的总体程度最低,因此市场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相反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效率此时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影响最小。然而,信贷作用与市场经济效率则不一样。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信贷的作用在西部最为明显,而中部的效果却最弱。至于其中原因,主要是与区域市场化程度有关。下面,我们来分析市场化程度与信贷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如结论(2)所述,虽然信贷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信贷支持应当与市场化程度相配合。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信贷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各个区域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如果只追求信贷的扩张,而放缓市场化改革与推进,信贷的经济效应则可能受到制约难以充分显现。更进一步而言,不发达地区忽略改革而仅依靠信贷的力量也难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验证这一结论,我们对全样本进行变系数面板模型的估计。实证结果如表5所示,当各个省市的市场经济效率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信贷在各省市的作用明显呈现区域差异。信贷效率作用在东中西在整体趋势上明显呈现递减趋势。表6则是当各省市贷款不变时市场经济效率对经济影响。对比表5也显示出市场效率在东中西的作用,虽然在东中西区域内部不同省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总的趋势上市场效率对经济影响与信贷恰好相反,东中西区域内呈现递增趋势,这也证明了信贷作用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当各区域市场经济效率固定不变,就东部地区而言,信贷的作用除个别省份如河北、福建和海南之外(河北、福建地区的系数显著性较差,而海南则显著为负),在其余各个省市都具有促进作用。比较这些省市还可以发现,除广东外,信贷作用不明显的地区其市场效率在东部地区内部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市场效率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和长三角,信贷促进作用则非常明显。至于信贷在广东地区的作用不明显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本文不做深入研究,但是可能合理的解释是由于广东发展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中部地区除安徽、河南和湖南地区之外,其余省市信贷作用明显,但是一般都低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其中中部地区江西省最高,约为2.17%)。而西部地区除四川省之外,在其余各省市信贷作用却为负。

当各区域信贷固定不变,从表6的估计结果来看,中西部的各省市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对西部的影响要高于中部。通过分析我认为,信贷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以市场经济程度为前提,市场经济效率越高的省份,信贷作用的效果越明显,而在市场经济程度较低的地区,信贷作用则难以发挥,长期而言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指出虽然信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信贷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需要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改善与提高,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对于中国各个区域而言,信贷和市场经济两者共同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对于东中西区域而言,也存在着区域经济效应。其中,信贷的作用在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其次是东部,而中部地区最低。市场交易效率的经济影响作用则是自东向西依次提高。然而,如果不顾区域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则难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将有碍于经济发展,信贷必须与市场经济程度相配合。我们用变系数模型在各省市的市场效率加以控制后发现各区域信贷效率对经济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信贷作用在东部绝大部分省市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的绝大部分省市却作用下降或者不明显甚至于不利于经济发展。而控制信贷后,虽然市场效率对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就区域内各个省市而言,市场效率的作用恰好与信贷作用基本相反。

形势政策心得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税收;管理系统;税制结构

一、引言

在国家的收入来源中,财政税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能够起到调整国家资源配置的作用,构建社会公平发展的良好格局,优化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对财政税收体制加以改进和完善有十分关键的现实意义。新形势背景下优化财政税收体制,应该良好运用监督机制,展开深入的调查活动,发现并总结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

二、新形势背景下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1.财政税收管理系统过于落后。时代在不断进步发展,传统的财政税收管理系统过于落后,不能满足如今财政业务的具体需求。对财政方面的管理有效性差,在改革税收制度的工作中,也很难发挥明显的作用。有出现违法乱纪的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有很多区域在财政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1]。

2.财税管理受到制度的限制作用。以中央政府作为中心来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同时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承接管理的作用。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汇总中央的当前的税收情况,这种方式具备高度集权的特征,具体实施有一定难度。就财政管理而言,应该起到优化收入分配情况的作用,而不应该出现平均的现象,无法实现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合理分配,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目前财政税收的覆盖范围还不够全面,并没有将全部的资产纳入其中。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所执行的财政管理体系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3.财务报表存在虚假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经常会存在一些虚假信息,这些财务信息包括年度报表和对下一年财务情况的预算。报表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非常不符合,进而会出现很多偷税和逃税的不良情况。这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法分子,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属于一种违法行为。通常情况下,造假的发票数额也比较大,这会导致国家的税收收入出现问题。就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展开年终核算工作,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进而导致核算出现偏差问题,这其中所产生的差额也是一种利益。对于中央政府所下达的各种税收政策,地方部门在执行时态度比较消极,管理税收人员在工作中,不够认真负责[2],甚至存在一些管理部门所提交的交税收报表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利用职务之便,更改税收记录,目的在于逃避税收责任。

三、新形势背景下优化财政税收体制的策略

1.认清我国目前财政税收制度的大致情况。在以往的发展中,我国中央集权存在严峻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制度的发展。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国的财政制度属于分税制体系,改革税收制度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对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系加以改善,建立更为合理的制度。所建立的分税制度有效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另外中央和地方部门在业务服务这些活动中,也具体划分了相应的责任和权力。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国际安全活动费用、外交事务费用,另外还有援助的费用支出。在此背景下,能够将我国的经济范围划分得更加科学合理,有效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另外各个区域内的贫富差距也会有所减小,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中央政府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地方行政方面的费用支出主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采取这种划分形式,就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其收入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中央税、经济发展相关税和地方政府征收管理税。其中,中央税包含关税和消费税,经济发展相关税包含中央地方共享税、增值税和资源税。另外,地方政府征收管理税包含了车船税和土地增值税。实现对地方税和地方收入的合理划分,能够明显提高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效率,保障国家的权益,同时也确保外交活动的安全。

2.各单位明确内部税务管理职责。应积极贯彻各级税务机关所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地方税收规章制度,科学制定税务风险控制策略和手段,构建一套税务管理制度,并在内部统一执行。面向整体的税务活动,进行运作和指挥。针对公司内部做好税务管理工作,具体的手段包括领导、监控和审查。在参与公司的管理活动时,要能够从税务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整体性的谋划。与股份主管的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好合作关系,并用心维护。应该对股份税收小组的日常工作有较为详细的安排。制定财务政策的工作主要由财务中心完成,其他部门应当积极在旁协助,促进单位实现财务战略目标,整合其他的税务管理工作。税务管理工作包括税务登记、变更登记,在完成这两项工作任务时,应当对不同的情况都有考虑,除了要填写好登记备案资料以外,也要准备好相应的证件资料,在经过所在公司审批并通过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报送工作。如果单位的税务登记信息发生了变化,公司的财务部门需要在自工商行政机构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的三十日内,前往原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要记得携带相关证件。就单体公司的税务管理而言,在税务管理中应做好的工作有日常税务事项的审核、核算、申报、缴纳、发票领取、发票开具、核销发票和保管好发票。做好税务的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相关的涉税资料真实而又完整,执行报备时也应该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

3.优化财政税收的税制结构。对财政税收的税制结构加以优化,要与财政税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在具体的实践中,抓好税制建设是非常关键的,以实现对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就财政税收管理实践而言,应对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引起重视,不断对该制度进行完善和发展,应该紧紧把握税制改革契机,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简化相应的政策,并把权力向地方政府倾斜。避免在税制改革之后出现资源浪费的不良情况,也防止出现资源闲置的情况。机构改革的工作应该逐步进行,增强财政税收制度的行政效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个人所得税改革在推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在2018年8月31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中,经表决,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被通过,随后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宣布了这一消息。此次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革,其中的亮点是将起征点从每月的3500元提高到每月5000元,对个人的部分所得实行了综合征税,对税率的结构加以优化调整,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增设了专项附加扣除的内容。自个人所得税改革实施以来,累计有1.15亿人不需要再缴纳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人民群众的收入多了,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有效振奋市场信心。

4.科学确定税收种类的交税比例。在获得了税收资金之后,应全面考虑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将税收所得运用在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水平。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有关部门应科学确定税收种类的缴税比例,有效增强税收制度的平衡性,能精准过滤占用社会资源多的人,让这部分公民尽量多缴税,为占用社会资源少的人减轻税收负担。所执行的改革活动,要能够增强税收制度的公平性,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各项改革活动中,应增加享受型产品的税收额度,而生活必须品的税收则应该适当降低,更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另外需要增加税收的还包括发展成熟的工业品,新型科技产品的税收则应该适当降低。

5.深化改革并积极践行改革手段。从实际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情况来看,相关部门应该积极提升自身的预算管理能力。科学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具体的工作内容是市区城管事权的划转改革、非税收入的电子化管理。将自助缴费模式运用其中,会明显优化税收服务的质量,建立并完善网上智慧缴费平台,充分发挥互联技术的优势,并将一些信息化手段运用其中,从而有效优化对税收业务的管理效果。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统筹整合,尤其是一些专项资金,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活动提供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各类产业的良好发展,优化建设重大项目所获得的成效。确保所建立的管理制度是合理的,能够较好满足实际的管理需求。对一些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引起重视,能够准确清理并甄别财政存量资金,确保能够顺利实现统筹收回。实现对财政税收情况的有效监督,应重点把握两个要素,一是自动监督,二是自主监督[3]。将二者有效结合,起到相互补充协调的作用,从而保证建立的监管机制是完整的。在此条件下,地方与中央也会形成一种双向监督的良好局面,使得国家财政税收体制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要对内部监督和管理工作引起重视,加强对内部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有效解决。展开外部监督工作时,应注意各项工作是否实现了协调运行。做好资金配置工作,科学调整年度预算,以便更好开展监督管理工作。

四、总结

综上所述,新形势背景下财政税收体制问题表现在三方面:财政税收管理系统过于落后,财税管理受到制度的限制作用,财务报表存在虚假信息。新形势背景下优化财政税收体制,要认清我国目前财政税收制度的大致情况,各单位明确内部税务管理职责,优化财政税收的税制结构,科学确定税收种类的缴税比例,深化改革并积极践行改革手段,有力推动我国财政税收改革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红霞.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优化研究[J].财经界,2020,(04):243~243.

[2]武广兰.街道办事处的财政管理体制优化[J].财经界(学术版),2019,(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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